王阳明 - 人物简介
王阳明 （1472-1529）汉族。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被贬贵州时曾居住于阳明洞，世称阳明先生、王阳明。是中国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和军事家，是朱熹后的另一位大儒，“心学”流派创始人。
弘治十二年，举进士，明年，授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后改兵部主事。 弘治十八年（1505年），王阳明“专志授徒讲学”，和湛甘泉结交，“共以倡明圣学为事”。 正德元年（1506年），一度被权宦刘瑾排挤，谪贵州龙场驿驿丞。三年，到龙场。正德五年（1510年），升江西吉安府庐陵县知县。正德七年（1512年），从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升授南京太仆寺少卿。正德十一年（1516年），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平定漳州詹师富、大帽山卢珂、大庚陈日龙、横水谢志珊、桶冈蓝天凤，浰头池仲容等匪徒bl。 正德十四年六月，率部镇压福建地方叛乱，于丰城途中获悉宁王反，即返安吉起义兵，水陆并进捣南昌，连下九江、南康、费时35天，平叛擒宸濠。九月抵杭州献俘，因宦官许泰、张忠谗言，非但无功，反遭诬获咎，太监张永设法得以免祸，即称病居西湖净慈寺、九华山诸寺院。 正德十六年初，始于南昌揭示“致良知”学说，终完成“心学”体系。六月升南京部尚书，九月归姚，会74弟子于龙泉山中山阁，指示“良知”之说，十二月被封为特进光禄大夫、柱国、新建伯。 此后6年许，丁父忧，服满亦不召用，专事讲学。嘉靖四年（1525）九月，在余姚中天阁讲学，门人300余，并作《中天阁勉诸生》文书于壁。 嘉靖六年五月，受命镇压思恩、田州、八寨、仙台、花相等地瑶族、僮族叛乱，翌年秋平定。时肺病剧发，十月上疏告退。十一月二十九（1529年1月9日）卒于江西南安青龙浦舟中，享年56岁，谥文成，著有《王文成公全书》行世。
王阳明 - 名史纪传
王守仁，字伯安，余姚人。父华，字德辉，成化十七年状元。授修撰。弘治中，累官学士、少詹事。华有器度，在讲幄最久，孝宗甚眷之。李广贵幸，华讲大学衍义，至唐李辅国与张后表里用事，指陈甚切。帝命中官赐食犒劳，正德初年，进礼部左侍郎。以守仁忤刘瑾，出为南京吏部尚书，坐事罢职。旋以会典小误，降右侍郎。瑾败，乃复故，无何，卒。华性孝顺，母岑氏年逾百岁卒。华已年七十余，犹寝苫蔬食，士论多之。 守仁娠十四月而生。祖母梦神人自云中送儿下，因名云。五岁不能言，异人拊之，更名守仁，乃言。年十五，访客居庸、山海关。时阑出塞，纵观山川形胜。弱冠举乡试，学大进。顾益好言兵，且善射。登弘治十二年进士。使治前威宁伯王越葬，还而朝议方急西北边，守仁条八事上之。寻授刑部主事。决囚江北，引疾归。起补兵部主事。 正德元年冬，刘瑾逮南京给事中御史戴铣等二十余人。守仁抗章救，瑾怒，廷杖四十，谪贵州龙场驿丞。龙场万山业薄，苗、僚杂居。守仁因俗化导，夷人喜，相率伐木为屋，以栖守仁。瑾诛，量移庐陵知县。人觐，迁南京刑部主事，吏部尚书杨一情改之验封。屡迁考功郎中，擢南京太仆少卿，就迁鸿胪卿。 兵部尚书王琼素奇守仁才。十一年八月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当是时，南中盗贼蜂起。谢志山据横水、左溪、桶冈，池仲容据浰头，皆称王，与大庾陈曰能、乐昌高快马、郴州龚福全等攻剽府县。而福建大帽山贼詹师富等又起。前巡抚文森托疾避去。志山合乐昌贼掠大庾，攻南康、赣州，赣县主簿吴比战死。守仁至，知左右多贼耳目，乃呼老黠隶诘之。隶战栗不敢隐，因贳其罪，令詗贼，贼动静无勿知。于是檄福建、广东会兵，先讨大帽山贼。 明年正月，督副使杨璋等破贼长富村，逼之象湖山，指挥覃桓、县丞纪康战死。守仁亲率锐卒屯于上杭。佯退师，出不意捣之，连破四十余寨，俘斩七千有奇，指挥王铠等擒师富。疏言权轻，无以令将士，请给旗牌，提督军务，得便宜从事。尚书王琼奏从其请。乃更兵制：二十五人为伍，伍有小甲；二伍为队，队有总甲；四队为哨，哨有长，协哨二佐之；二哨为营，营有官，参谋二佐之；三营为阵，阵有偏将；二阵为军，军有副将。皆临事委，不命于朝；副将以下，得递相罚治。其年七月，进兵大庾。志山乘间急攻南安，知府季，系败之。副使杨璋等亦生絷日能以归。遂议讨横水、左溪。十月，都指挥许情、赣州知府邢旬、宁都知县王天与各一军会横水，及守备郏文、汀州知府唐淳、县丞舒富各一军会左溪，吉安知府伍文定、程乡知县张戬遏其奔轶。守仁自驻南康，去横水三十里，先遣四百人伏贼巢左右，进军逼之。贼方迎战，两山举帜。贼大惊，谓官军已尽犁其巢，遂溃。乘胜克横水，志山及其党萧贵模等皆走桶冈。左溪亦破。守仁以桶冈险固，移营近地，谕以祸福。贼首蓝廷凤等方震恐，见使至大喜，期仲冬朔降，而文定已冒雨夺险入。贼阻水阵，直前搏战，文定与戬自右出，贼仓卒败走，遇淳兵又败。诸军破桶冈，志山、贵模、廷凤面缚降。凡破巢八十有四，俘斩六千有奇。时湖广巡抚秦金亦破福全。其党千人突至，诸将擒斩之。乃设崇义县于横水，控诸瑶。还至赣州，议讨浰头贼。 初，守仁之平师富也，龙川贼卢珂、郑志高、陈英咸请降。及征横水、浰头贼黄金巢亦以五百人降，独仲容未下。横水破，仲容始遣弟仲安来归，而严为战守备。诡言珂、志高，仇也，将袭我，故为备。守仁佯杖击珂等，而阴使珂弟集兵待，遂下令散兵。岁首大张灯乐，仲容信且疑。守仁赐以节物，诱人谢。仲容率九十三人营教场，而自以数人人谒。守仁呵之曰：“若皆吾民，屯于外，疑我乎？”悉引入祥符宫，厚饮食之。贼大喜过望，益自安。守仁留仲容观灯乐。正月三日大享，伏甲士于门，诸贼入，以次悉擒戮之。自将抵贼巢，连破上、中、下三浰，斩馘二千有奇。余贼奔九连山。山横亘数百里，陡绝不可攻。乃简壮士七百人衣贼衣，奔崖下，贼招之上。官军进攻，内外合击，擒斩无遗。乃于下浰立和平县，置戍而归。自是境内大定。 初，朝议贼势强，发广东、湖广兵合剿。守仁上疏止之，不及。桶冈既灭，湖广兵始至。及平浰头，广东尚未承檄。守仁所将皆文吏及偏裨小校，平数十年巨寇，远近惊为神。进右副都御史，予世袭锦衣卫百户，再进副千户。
十四年六月，命勘福建叛军。行至丰城而宁王宸濠反，知县顾必以告。守仁急趋吉安，与伍文定征调兵食，治器械舟楫，传檄暴宸濠罪，俾守令各率吏士勤王。都御史王懋中，编修邹守益，副使罗循、罗钦德，郎中曾直，御史张鳌山、周鲁，评事罗侨，同知郭祥鹏，进士郭持平，降谪驿丞王思、李中，咸赴守仁军。御史谢源、伍希儒自广东还，守仁留之纪功。因集众议曰：“贼若出长江顺流东下，则南都不可保。吾欲以计挠之，少迟旬日无患矣。”乃多遣间谍，檄府县言：“都督许泰、永将边兵，都督刘晖、桂勇将京兵，各四万，水陆并进。南赣王守仁、湖广秦金、两广杨旦各率所部合十六万，直捣南昌，所至有司缺供者，以军法论。”又为蜡书遗伪相李士实、刘养正，叙其归国之诚，令从臾早发兵东下，而纵谍泄之。宸濠果疑。与士实、养正谋，则皆劝之疾趋南京即大位，宸濠益大疑。十余日诇知中外兵不至，乃悟守仁绐之。七月壬辰朔，留宜春王拱条居守，而劫其众六万人，袭下九江、南康，出大江，薄安庆。 守仁闻南昌兵少则大喜，趋樟树镇。知府临江戴德孺、袁州徐琏、赣州邢，都指挥余恩，通判瑞州胡尧元、童琦、抚州邹琥、安吉谈储，推官王、徐文英，知县新淦李美、泰和李楫、万安王冕、宁都王天与，各以兵来会，合八万人，号三十万。或请教安庆，守仁曰：“不然。今九江、南康已为贼守，我越南昌与相持江上，二郡兵绝我后，是腹背受敌也。不如直捣南昌。贼精锐悉出，守备虚。我军新集气锐，攻必破。贼闻南昌破，必解围自救。逆击之湖中，蔑不胜矣。”众曰：“善。”己酉次丰城，以文定为前锋，先遣奉新知县刘守绪袭其伏兵。庾戌夜半，文定兵抵广润门，守兵骇散。辛亥黎明，诸军梯絙登，缚拱樤等，宫人多焚死。军士颇杀掠，守仁戮充者十馀人，宥胁从，安士民，慰谕宗室，人心乃悦。 居二日，遣文定、珣、琏、德孺各将精兵分道进，而使尧元等设伏。宸濠果自安庆还兵。乙卯遇于黄家渡。文定当其前锋，贼趋利。绕出贼背贯其中，文定、恩乘之，琏、德孺张两翼分贼势，尧元等伏发，贼大溃，退保八字脑。宸濠惧，尽发南康、九江兵。守仁遣知府抚州陈槐、饶州林城取九江，建昌曾、广信周朝佐取南康。丙辰复战，官军却，守仁斩先却者。诸军殊死战，贼复大败，退保樵舍，联舟为方阵，尽出金宝犒士。明日，宸濠方晨朝其群臣，官军奄至。以小舟载薪，乘风纵火，焚其副舟，妃娄氏以下皆投水死。宸濠舟胶浅，仓卒易舟遁，王冕所部兵追执之。士实、养正及降贼按察使杨璋等皆就擒。南康、九江亦下。凡三十五日而贼平。京师闻变，诸大臣震惧。王琼大言曰：“王伯安居南昌上游，必擒贼。”至是，果奏捷。 帝时已亲征，自称威武大将军，率京边骁卒数万南下。命安边伯许泰为副将军，偕提督军务太监张忠、平贼将军左都督刘晖将京军数千，溯江而上，抵南昌。诸嬖幸故与宸濠通，守仁初上宸濠反书，因言：“觊觎者非特一宁王，请黜奸谀以回天下豪杰心。”诸嬖幸皆恨。宸濠既平，则相与女冒功。且惧守仁见天子发其罪，竞为蜚语，谓守仁先与通谋，虑事不成，乃起兵。又欲令纵宸濠湖中，待帝自擒。 守仁乘忠、泰未至，先俘宸濠，发南昌。忠、泰以威武大将军檄邀之广信。守仁不与，间道趋玉山，上书请献俘，止帝南征。帝不许。至钱塘遇太监张永。永提督赞画机密军务，在忠、泰辈上，而故与杨一情善，除刘瑾，天下称之。守仁夜见永，颂其贤，因极言江西困敝，不堪六师扰。永深然之，曰：“永此来，为调护圣躬，非邀功也。公大勋，永知之，但事不可直情耳。”守仁乃以宸濠付永，而身至京口，欲朝行在。闻巡抚江西命，乃还南昌。忠、泰已先至，恨失宸濠。故纵京军犯守仁，或呼名谩骂。守仁不为动，抚之愈厚。病予药，死予棺，遭丧于道，必停车慰问良久始去。京军谓王都堂爱我，无复犯者。忠、泰言：“宁府富厚甲天下，今所蓄安在？”守仁曰：“宸濠异时尽以输京师要人，约内应，籍可按也。”忠、泰故尝纳宸濠贿者，气慑不敢复言。已，轻守仁文士，强之射。徐起，三发三中。京军皆欢呼，忠、泰益沮。会冬至，守仁命居民巷祭，已，上冢哭。时新丧乱，悲号震野。京军离家久，闻之无不泣下思归者。忠、泰不得已班师。比见帝，与纪功给事中祝续、御史章纶谗毁百端，独永时时左右之。忠扬言帝前曰：“守仁必反，试召之，必不至。”忠、泰屡矫旨召守仁。守仁得永密信，不赴。及是知出帝意，立驰至。忠、泰计沮，不令见帝。守仁乃入九华山，日晏坐僧寺。帝觇知之，曰：“王守仁学道人，闻召即至，何谓反？”乃遣还镇，令更上捷音。守仁乃易前奏，言奉威武大将军方略讨平叛乱，而尽入诸嬖幸名，江彬等乃无言。
当是时，谗邪构煽，祸变叵测，微守仁，东南事几殆。世宗深知之。甫即位，趣召入朝受封。而大学士杨廷和与王琼不相能。守仁前后平贼，率归功琼，廷和不喜，大臣亦多忌其功。会有言国哀未毕，不宜举宴行赏者，因拜守仁南京兵部尚书。守仁不赴，请归省。已，论功封特进光禄大夫、柱国、新建伯，世袭，岁一千石。然不予铁券，岁禄亦不给。诸同事有功者，惟吉安守伍文定至大官，当上赏。其他皆名示迁，而阴绌之，废斥无存者。守仁愤甚。时已丁父忧，屡疏辞爵，乞录诸臣功，咸报寝。免丧，亦不召。久之，所善席书及门人方献夫、黄绾以议礼得幸，言于张璁、桂萼，将召用，而费宏故衔守仁，复沮之。屡推兵部尚书，三边总督，提督团营，皆弗果用。 嘉靖六年，思恩、田州土酋卢苏、王受反。总督姚镆不能定，乃诏守仁以原官兼左都御史，总督两广兼巡抚。绾因上书讼守仁功，请赐铁券岁禄，并叙讨贼诸臣，帝咸报可。守仁在道，疏陈用兵之非，且言：“思恩未设流官，土酋岁出兵三千，听官征调。既设流官，我反岁遣兵数千防戍。是流官之设，无益可知。且田州邻交址，深山绝谷，悉瑶、僮盘踞，必仍设土官，斯可藉其兵力为屏蔽。若改土为流，则边鄙之患，我自当之，后必有悔。”章下兵部，尚书王时中条其不合者五，帝令守仁更议。十二月，守仁抵浔州，会巡按御史石金定计招抚。悉散遣诸军，留永顺、保靖士兵数千，解甲休息。苏、受初求抚不得，闻守仁至益惧，至是则大喜。守仁赴南宁，二人遣使乞降，守仁令诣军门。二人窃议曰：“王公素多诈，恐给我。”陈兵入见。守仁数二人罪，杖而释之。亲入营，抚其众七万。奏闻于朝，陈用兵十害，招抚十善。因请复设流官，量割田州地，别立一州，以岑猛次子邦相为吏目，署州事，俟有功擢知州。而于田州置十九巡检司，以苏、受等任之，并受约束于流官知府。帝皆从之。
断藤峡瑶贼，上连八寨，下通仙台、花相诸洞蛮，盘亘三百余里，郡邑罹害者数十年。守仁欲讨之，故留南宁。罢湖广兵，示不再用。伺贼不备，进破牛肠、六寺等十余寨，峡贼悉平。遂循横石江而下，攻克仙台、花相、白竹、古陶、罗凤诸贼。令布政使林富率苏、受兵直抵八寨，破石门，副将沈希仪邀斩轶贼，尽平八寨。 始，帝以苏、受之抚，遣行人奉玺书奖谕。及奏断藤峡捷，则以手诏问阁臣杨一情等，谓守仁自夸大，且及其生平学术。一情等不知所对。守仁之起由璁、萼荐，萼故不善守仁，以璁强之。后萼长吏部，璁人内阁，积不相下。萼暴贵喜功名，风守仁取交址，守仁辞不应。一情雅知守仁，而黄绾尝上疏欲令守仁入辅，毁一情，一情亦不能无遗憾。萼遂显诋守仁征抚交失，赏格不行。献夫及霍韬不平，上疏争之，言：“诸瑶为患积年，初尝用兵数十万，仅得一田州，旋复召寇。守仁片言驰谕，思、田稽首。至八寨、断藤峡贼，阻深岩绝冈，国初以来未有轻议剿者，今一举荡平，若拉枯朽。议者乃言守仁受命征思、田，不受命征八寨。夫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国家，利社稷，专之可也。况守仁固承诏得便宜从事者乎？守仁讨平叛藩，忌者诬以初同贼谋，又诬其辇载金帛。当时大臣杨廷和、乔宇饰成其事，至今未白。夫忠如守仁，有功如守仁，一屈于江西，再屈于两广。臣恐劳臣灰心，将士解体，后此疆围有事，谁复为陛下任之！”帝报闻而已。 守仁已病甚，疏乞骸骨，举郧阳巡抚林富自代，不俟命竟归。行至南安卒，年五十七。丧过江西，军民无不缟素哭送者。守仁天姿异敏。年十七谒上饶娄谅，与论朱子格物大指。还家，日端坐，讲读《五经》 ，不苟言笑。游九华归，筑室阳明洞中。泛滥二氏学，数年无所得。谪龙场，穷荒无书，日绎旧闻。忽悟格物致知，当自求诸心，不当求诸事物，喟然曰：“道在是矣。”遂笃信不疑。其为教，专以致良知为主。谓宋周、程二子后，惟象山陆氏简易直捷，有以接孟氏之传。而朱子《集注》 、 《或问》之类，乃中年未定之说。学者翕然从之，世遂有“阳明学”云。 守仁既卒，桂萼奏其擅离职守。帝大怒，下廷臣议。萼等言：“守仁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以为高，则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论；知众论之不予，则为《朱熹晚年定论》之书。号召门徒，互相倡和。才美者乐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虚声。传习转讹，背谬弥甚。但讨捕畲贼，擒获叛藩，功有足录，宜免追夺伯爵以章大信，禁邪说以正人心。”帝乃下诏停世袭，恤典俱不行。隆庆初，廷臣多颂其功。诏赠新建侯，谥文成。二年予世袭伯爵。既又有请以守仁与薛，陈献章同从祀文庙者。帝独允礼臣议，以配。及万历十二年，御史詹事讲申前请。大学士申时行等言：“守仁言致知出《大学》 ，良知出《孟子》 。陈献章主静，沿宋儒周敦颐、程颢。且孝友出处如献章，气节文章功业如守仁，不可谓禅，诚宜崇祀。”且言胡居仁纯心笃行，众论所归，亦宜并祀。帝皆从之。终明之世，从祀者止守仁等四人。 始守仁无子，育弟子正宪为后。晚年，生子正亿，二岁而孤。既长，袭锦衣副千户。隆庆初，袭新建伯。万历五年卒。子承勋嗣，督漕运二十年。子先进，无子，将以弟先达子业弘继。先达妻曰：“伯无子，爵自传吾夫。由父及子，爵安往？”先进怒，因育族子业洵为后。及承勋卒，先进未袭死。业洵自以非嫡嗣，终当归爵先达，且虞其争，乃谤先达为乞养，而别推承勋弟子先通当嗣，屡争于朝，数十年不决。崇祯时，先达子业弘复与先通疏辨。而业洵兄业浩时为总督，所司惧忤业浩，竟以先通嗣。业弘愤，持疏入禁门诉。自刎不殊，执下狱，寻释。先通袭伯四年，流贼陷京师，被杀。 赞曰：王守仁始以直节著。比任疆事，提弱卒，从诸书生扫积年逋寇，平定孽藩。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当危疑之际，神明愈定，智虑无遗，虽由天资高，其亦有得于中者欤。矜其创获，标异儒先，卒为学者讥。守仁尝谓胡世宁少讲学，世宁曰：“某恨公多讲学耳。”桂萼之议虽出于娼忌之私，抑流弊实然，固不能以功多为讳矣。王阳明 - 诗文作品
诗 明正德十五年（公元1520年）正月三十日，王阳明到开先寺（即今秀峰寺），刻石记功。记功碑上称颂武宗的“皇威神武”“亲统六师临讨，遂俘宸濠以归。”在短短的碑文中，王阳明也隐隐表达了自己难言的复杂心情。 大概这次刻石记功时，开先寺一带的景色给王阳明很深的印象，他十分喜爱这个地方。这年3月，他又一次来到开先寺。徜徉林中，沉吟水畔，这清幽山水，这林涛泉石和众多的人文胜迹，使他联想到自己的宦海浮沉、坎坷人生。感慨之余，他写下数首诗，以抒发自己内心的烦忧。 又重游开先寺题壁 中丞不解了公事，到处看山复寻寺。 尚为妻孥守俸钱，到今未得休官去。 三月开先两度来，寺僧倦客门未开。 山灵似嫌俗士驾，溪风拦路吹人回。 君不见， 富贵中人如中酒，折腰解醒须五斗。 未妨适意山水间，浮名于我迹何有！ 龙潭夜坐 何处花香入夜清？石林茅屋隔溪声。 幽人月出每孤往，栖鸟山空时一鸣。 草露不辞芒履湿，松风偏与葛衣轻； 临流欲写猗兰意，江北江南无限情。 诗中表达了作者多么孤独、郁愁、沉重的心情。李璟读书台下的记功碑数百年后依然清晰、醒目，读罢这篇百余字的碑文，再读读上面提到的两首诗，面对石壁，就像是面对一页深沉的历史，透过歌颂天子皇威的碑文，我们可以看到被掩盖的历史真实面目。 文章 王阳明一生中写过许多文章，被收入《古文观止》作范文的有三篇，其中有两篇是在贵州所作。一篇是千古不磨的《瘗旅文》 ，jq所致，一气呵成，哀吏目客死他乡的悲凉，叹自己落魄龙场之不幸，抒发忧郁愤懑之情怀，如哭如诉，句句是泪，字字是血，读后莫不黯然垂泪。另一篇是《象祠记》 ，这是受贵州宣慰司宣慰使安贵荣之托而写的，阐述了“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的哲理，萌发出“致良知”的思想。王阳明 - 哲学思想
龙场悟道 阳明心学（也是陆王心学）的起点是“龙场悟道”，它奠定了王学的基石，并构建起“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基本理论框架。倘若不经此“大彻大悟”，王学恐怕很难臻于炉火纯青的境界。长期以来，“龙场悟道”被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仿佛是在一夜之间，恍然大悟，而忽略了以前的许多坎坷经历、哲学思考及其理论对辩。王阳明曾深信在程朱理学的“格物致知”。后来在一片竹林面前思考“格物致知”。结果思考了七天七夜，仍未的结果。后大病一场。他发现“格物致知”是不对的后思考出来阳明心学 正德三年（1508年），兵部主事王守仁因开罪宦官刘瑾，触怒了明朝皇帝，被廷杖四十大板之后，并发配到龙场，一住便是三个年头。王阳明惨遭此祸，心境自是孤独、寂寞、苦闷、悲戚。他由繁华、恬静、文雅、舒适的万户京城，陡然漂落到偏僻、荒凉、寂廖、冷漠的龙场，举目无亲，衣食无着，不由得产生一种巨大的失落感，仿佛由“天堂”坠入“地狱”，跌入万丈深渊。他自知无处伸冤，万念俱灰，惟有生死一念未曾了却，于是对石墩自誓：“吾惟俟命而已！”他心乱如麻，恍恍忽忽，悲愤忧思无法排解，终夜不能入眠。起而仰天长啸，悲歌以抒情怀。诗不能解闷，复调越曲。曲不能解闷，乃杂以诙笑。 在此绝望之中，是淳朴善良的龙场人给予他无私的援助，使他看见了一线希望的曙光，有了生活的勇气，重新站立起来，与命运抗争。他用“生命的体验”来面对人生，面对残酷的现实，走上一条艰苦、独特的道路，从而成为他人生中的一大转折，成为他学术思想的新开端。龙场在万山之中，“书卷不可捣”，于是默记《五经》要旨，但凭自己的理解去领悟孔孟之道，忖度程朱理学。这一改变，使他摆脱了世间凡俗，跳出了“以经解经”、“为经作注”的窠臼，发挥了独立思考，探索到人生解脱之路。 他在龙场附近的一个小山洞里“（把）玩（周）易”，在沉思中“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心境由烦躁转为安然，由悲哀转为喜悦，一种生机勃勃的情绪油然而生。在龙冈，他写成了《五经臆说》 ，以其极富反叛精神的“异端曲说”向程朱理学发起猛烈轰击。谪居龙场三年，使他最受感动的就是那些朴质无华的“夷民”，他们与王无亲无故，却能拔刀相助，为他修房建屋，帮助他度过了难关。这与京城中“各抢地势，勾心斗角”的情况相比，有如天渊之别。他体味到人间“真情”，深感“良知”的可贵，从中得到新的启示和灵感。“千古龙冈漫有名”，这是王阳明谪贬龙场期间所写的一个诗句，用以怀念和赞颂三国时的诸葛亮。如今，这一诗句却成了后人对他的赞誉与缅怀。这龙冈，因王阳明而名扬四海；这龙冈，被人们誉为“王学圣地”。天下的王学，无论是浙中、江右、泰州、南中、楚中、北方、粤闽诸学派，抑或是日本的阳明学、朝鲜的实学以及东南亚、欧美的王学，寻根溯源，都以贵州为渊薮，以龙冈为始发地。 阳明心学 王守仁在继承思孟学派的“尽心”、“良知”和陆九渊的“心即理”等学说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了朱熹那种超感性的先验范畴的“理”为本体学说，创立了王学，或称阳明心学。 王学的内在结构是由知行合一和致良知构成的。在这一结构中，王守仁以心(良知)立言，又以良知释心．心(良知)就构成了王学的基石。在王守仁看来，心是无所不包的。物、事、理、义、善、学等都不在“吾心”之外，亦即是“心即理”。但他又认为，“良知”是心之本体，是人人生而俱来的，先验的，普遍的“知”。这种“知”是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的本然，是“致良知”、为圣的内在可能性．同时，他又强调“良知”是外在的社会伦理道德与内在的个体心理欲求的统一(“天理之在人心”)，是与天地万物同体的。正是这个充塞天地的“良知”(灵明)，才使“我”与万物(包括社会)无间隔地一气流通，互不内外远近地融为一体。也正是这种天地间活泼泼的、“个个心中有仲尼”的“良知”，才感召人们去追求那种具有“凤凰翔于千仞”，“淳德凝道，和于阴阳，调于四时，去世离俗，积精全神，游行于天地之间，视听八远之外”的“狂者”或圣人境界。这就极大地强调了主体意识的能动性，高扬了人格精神的伟大，成了“致良知”的主体后天努力的内在要求。在这里，王守仁突破了朱熹那种“天理”的绝对性，从而肯定了人欲的合理性。 “致良知”就是如何为圣的过程，变本然的知为主体意识自觉把握的知的过程，也就是他所说的“知行合一”。在这一“致良知”的过程中，王守仁强调认识主体生命意志和情感投入。主要表现在：“致良知”是对“无一息之或停”的天道和作为人类意识历史积淀的《六经》等的动态认识过程。这里就要求认识主体要有历史感。同时，也表现在“致良知”是主体澄静体悟的情感心灵活动。随着认识能力的提高，人们对社会、人生的认识也就有一个“再体到深处，日见不同”而觉“有滋味”的不断深化过程。因此，“人若复得”“良知”，“完完全全，无少亏欠，自不觉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间更有何乐可代”替与天地万物同体并一气漳通的超然自乐的人生境界。在这种境界中，主体人格精神获得了高扬，个体的生命存在价值得到了肯定，人的心灵被提升为与天地同体无古无今的永恒，而这正是生命的体验过程。 从上文对王学的内在结构即“良知”、“致良知’等分析看出，王守仁的心学是一种体验哲学。作为其心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的美学，也具有鲜明的体验性质，可以说是体验美学。所谓体验美学就是审美主体通过生命体验那种具有时间上的永恒性(无限性)，空间上的整体性，方式上的直接性和本质上的超越性的审美意象或审美境界。王守仁的体验美学就是通过审美体验去把握那种具有永恒性、整体性，直接性和超越性的“至乐”或圣人境界。 “至乐”境界 “至乐”——“孔颜之乐”是王守仁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也是其最高的审美境界。“至乐”或“乐”，在王守仁看来，不同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生理感官愉悦的“七情之乐”。“至乐”虽出自于“七情之乐”，但已是一种超越于此的高级精神境界。这个“乐”就不只是一个情感范畴，更是一个境界范畴。因此，他说：“乐是心之本体。仁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欣合和畅，原无间隔。”“仁人”即圣人，作为心之本体的“乐”也就是圣人。圣人是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并“怡神养性以游于造物”，“闲观物态皆生意，静悟天机入窅冥，道在险夷随地乐，心忘鱼乐自流形”的那种超越时空、消融物我的高度自由的精神境界，同时又是“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完全摆脱个人名利、贫富穷达的无私境界。这种境界是王守仁的落脚点。这也正是“孔颜之乐”的精神实质。因此，在“乐”中，审美主体就实现了社会与自然、理性与感性、必然与自由的高度统一，达到了充实活泼的自由怡悦的“孔颜之乐处”。 王守仁正是从这一“至乐”境界出发来阐释善与恶、美与丑的。他认为美与善是统一的，美是“理”的感性显现。他说：礼字即理字。理之发见，可见者谓之文，文之既微不可见者谓之理。只是一物。文也者，礼之见于外者也，礼也者，文之存于中者也。文显而可见之，礼也。礼微而难之，文也。是所谓体用一源，而显微无间者也。 所谓“礼字即理字”，亦即“心”(良知)是体现为社会与天地万物的准则，尤其是存在于吾心的道德律令，即《六经》为吾心之常道，是善的内容。这种“礼”是抽象的，理性的，不可见的。所谓“文”是“礼”的外在表现，亦即良知在个体生命中的表现形式。而“文”在中国古典美学中，自先秦孔孟荀、 《易传》以致后来的刘勰等讲的“文”，都已明显地包含有“美”之置。因此这里的“文”即是美。 王守仁认为作为理性内容的善(礼)和作为感性形成的美(文)是统一的，“体用一源，而显微无间”的。也就是说，善要表现在美的形式之中，而美的形式同时也正是善的表现，具有善的意义，不是外在于善的东西。因此，他说：“《诗》也者，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乐》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吾心”即良知、礼，是善的内容，而乐、诗只能是“吾心”的外在感性形式。由此，他说：“文也者，礼之见于外者也，礼也者，文之存于中者也。”这里，他就规定了美是礼的感性显现。这一命题强调了善与美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社会与自然的统一，理性与感性的统一。同时，在他看来，“礼”是存在于感性个体生命之中的体现人的主体意识和人格精神的道德律令，是对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的肯定。这体现了中国美学从道德境界走向审美境界亦即达到“天人合一”的“至乐”境界的重要特征。
也正是从“至乐”境界出发，他认为作为本然状态的“良知”无善恶、无美丑。他说：“至善者，心之本体。本体上才过当些子，便是恶了。不是有一个善，却又有一个恶来相对待也，故善恶只是一物。”又说：“良知本来自明。气质不美者，渣滓多，障蔽厚，不易开明。质美者渣滓原少，无多障蔽，略加致知之功，此良知便自莹彻。”虽然，“善恶只是一物”，“良知”本自是美(明)的，但在现实中，由于为世事所累，自求许多忧苦，自加迷弃，利禄缠身，使明镜般的“良知”不能朗现，才出现了“过与不及”之善恶和美丑之分。为了解其障蔽，他提出“致良知”，要求人们应在“过与不及之处”多下功夫以致“中和”，并使美丑、善恶自融，显现出“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水无缺”心灵莹彻的“至乐”境界。 体验美学 在强调主体意识的能动性，追求那种“与物同体”，“良知独显，与造物者游”，“个个心中有仲尼”的“至乐’境界的同时，王守仁强调审美体验在审美活动中的重大意义和作用。 王守仁认识到，作为掌握世界的一种方式，审美活动不同于纯理性的认识活动和实践理性的意志活动，而是一种具有感性自由的生命情感活动。这种审美活动的实现存在于审美主体的生命体验中。这种体验既非感性直观又非逻辑理性的心理活动，而是对于生命存在意义的瞬间把握，是与人的生命活动如情感、想象、直觉、欢乐、痛苦、意志等内心活动密切相关的。因此，体验亦即是生命体验，它具有强烈的情感色彩，使人进入心醉神迷、物我消融的“至乐”境界。正是这审美体验，无生命、无意义的自在之物才可成为审美对象，世界才会向我敞开，意义才能生成，同时，心灵也会得到提升，我的存在价值才能被确证。就此，王守仁以观花为例作了很形象的描绘： 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 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如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这里，王守仁谈的是花的存在与花存在的意义的问题，亦是认知活动与审美活动的问题。依认知活动，作为客观存在的花，在山中自开自落，独立地存在于人的主观意识之外。无论你看到它与否，它总会存在于此，与我心无关。并且，花的颜色在科学实验中不可能出现“一时明白起来”的现象。此时的花，只能是作为一个与主体无生命交流，毫无“意义”的自在之物而存在，“与汝心同归于寂”，不是对象，不是价值实体。但在审美活动中，由于审美主体心灵的情感投射，审美主客体的意向性活动，才使那种“与汝心同归于寂”的毫无生命意义的存在物生成为审美对象，才有了花存在的意义，“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由于体验(看)，此时的花就有了“良知”(生命)，与生命无间隔地一气流通，并成为确证生命存在的对象。因此“花”就不在审美主体之外了，而是审美主体的喜怒哀乐等生命活动的显现。“花”的意义的获得正是审美体验作用的产物。 同时，王守仁认为在审美活动中，由于意向性结构，审美主客体同时产生，不可相离，并且审美主体可达到超越时空，亘古亘今，与天地万物同流的关涉人的终极关怀的最高境界。因此，他对审美体验作了进一步论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它高? 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它深? 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 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如何与他间隔得?” 又问，“天地鬼神千古见在，何没了我的灵明，便具无了?” 曰：“今看死的人，他这些精灵游散了，他的天地万物尚在何处?” 这里与观花一样，王守仁强调审美活动中主客体间的意向性结构中的互动关系及其主体心灵的主导作用。天地鬼神万物的意义和生命是我的灵明的投射，是我的灵明的延伸和另一体。同时，作为有限的生命存在，我的灵明也只能是无限的天地鬼神万物的一部分，与其同体，一气流通，不可间隔。这里，王守仁对审美主体生命意识的感召，就表明其体验美学关涉到人的终极关怀。作为审美对象的天之高远和地之深广，其自身是无法体认的。只是由审美主体在“仰高”、“俯深”等超时空、冥物我的审美活动中，天地才生成了高远深广的审美意象。同时，审美主体也感到了宇宙之无限及人在宇宙中的渺小。因此，他感叹“俯仰天地间，触目俱浩浩”，但王守仁更要以渺小之灵明去征服、统摄那无限之宇宙。这是多么崇高、伟大的人类意识! 如果没有人的意识(如死的人)，天地万物还有何美丑可谈，更无生命意义可言，世界就永远只在吾心之外。 王守仁认为，“乐”作为心之本体，圣人、常人初非有别。只是常人不能象圣人那样有“真乐”，主要在于自寻忧苦迷弃，为世事所累，不能保持一种澄明的“虚灵”心境状态。这种‘虚灵”的心理状态是审美活动得以进行的前提。“虚灵”不是无知无识的空虚，而是一种“人生山水须认真，胡为利禄缠其身”的那种精神充实、不为世迁所累和自由的状态。由此，一旦体悟到“良知”(一念开明)，“反身而诚”，那活泼泼、怡悦自得的‘孔颜之乐”也就朗现了。为此，他提出了审美体验的两种基本方式即顿悟式的“觉”和渐悟式的“体”。他说：“人若知这良知诀窍。随他多少邪思枉念，这里一觉，自去消融，真个是灵丹一粒，点铁成金。”所谓“觉”就是指主体的心理活动，是自我醒悟，对人生真谛的瞬间把握，同时也是自我心灵的升华。又说：“可知是体来听讲不同。我初与讲时，知尔只是忽易，未有滋味。只是这个要妙，再体到深处，日见不同是无穷的。”如果前者“觉”只注重了“顿悟”方式的话，那么，这里“体”则关注的是那种渐进性的生命体验过程的方式。对任何事物的认识或把握，都有一个从具体到抽象，由浅入深，从局部到整体的不断深化过程。对作为“至乐”境界的“良知”的体验，更是如此。前述可知，在王守仁看来，“良知”是人生、社会、历史的统一体。“致良知”凝聚着他的审美方式对历史使命、社会责任、人生价值的认知和情感，更是他一生在功与过、荣与辱、达与穷之中细细品味人生，体验生命意义的理论升华。用生命体验人生意义是王守仁体验美学的最高境界，也是审美体验的核心。 综上所述，王学由于对个体生命存在价值的肯定，具有鲜明的体验性质，使其美学具有典型的体验美学特色。这种体验美学是以“至乐”境界为目标，强调超然的与天地同体，美善合一，美丑自融的“孔颜之乐”。美是礼的感性显现。这种体现个体生命存在意义的美(至乐)只能在审美体验中把握。在审美体验中，审美主客消融，世界向我敞开，生命意义的瞬间生成，存在被确证。这种体验以“虚灵”为前提，有顿悟式的“觉”和渐悟式“体”，而细细品味人生、社会、历史更是王守仁所崇尚的。至此，我们可以说，王守仁的美学是体验美学。正是这种体验美学，王守仁在中国美学发展史上有了独特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
